牛晓萍：李在明处境微妙，就看他怎么走钢丝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牛晓萍】

“九三阅兵”圆满成功，这场阅兵不仅是对历史的深刻纪念，也是向国际社会清晰传达中国立场、彰显中国力量的重要时刻。

当然，在外界的解读中，这场阅兵的意义就要丰富得多。尤其是当中俄朝领导人共同站上天安门城楼时，“新世界秩序是否正在形成”也成为外界的新疑虑和猜测。

确实，对朝鲜半岛而言，此次阅兵亦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时隔六年再度访华，期间中朝领导人举行会晤。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虽未亲自到场，但派遣了国会议长禹元植出席活动，后者与金正恩在期间碰面并握手致意。

此前外界普遍预测，两人在此次中方阅兵式直接碰面的可能性较低，更别提“握手致意”。即便此次只是礼节性的短暂互动，但在目前南北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也已成为韩朝最高层级之间的罕见接触。尤为重要的是，这次会面发生在盛大隆重的“九三阅兵”之际，其对朝韩双方及东道主中国的象征意义都不容小觑。

然而，韩国保守派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迅速借此发难。国民力量党政策委员会首席发言人崔殷锡在当天表示，“禹元植议长在中国抗战胜利日纪念活动上主动走向金正恩致意，这一场面引发国民的强烈愤怒”。

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招待会上，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交谈。韩联社

上任不足百日的韩国总统李在明，面对复杂多变的东北亚地缘格局，不断打出“实用外交”旗号，力图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超越意识形态约束，重塑韩国的对外关系。然而，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联盟体系深度调整、国内保守派高度限制的背景下，他所提出的在中美间走“均衡之路”的设想，从起步伊始就面临结构性掣肘与现实阻力，可谓步步维艰。

从8月底李在明先访日、后访美，到本周派国会议长参与中方阅兵活动、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短暂接触——短短两周的外交动线，已清晰勾勒出李在明政府“实用外交”的轮廓，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其在应对美、日、中、朝四个方向外交关系时所面临的现实“难处”。

对美：同盟重构中的自主性困境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迅速对韩施压，要求其承担更高比例驻军费用，甚至提出对美军基地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同时在贸易上加征钢铝关税、逼迫韩国扩大农畜市场开放。

李在明政府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回应，包括提出造船业合作、承诺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等，试图以此缓解美方压力。但这些举措本质上仍属被动回应，难以扭转战略上的不对称性。这种“交易型外交”也不可能真正扭转韩国在同盟中的不对称地位。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以“同盟现代化”为名，行施压勒索之实，试图将韩国更深地嵌入其印太战略框架，却未尊重韩国的国家主体性与区域利益诉求。因此，李在明公开承认，“安美经中”路线难以为继，凸显了韩国在安全和经贸政策上难以摆脱对美系统依赖。

当前韩国外交的核心困境在于：既要巩固美韩同盟基础，又需维系与中国等重要伙伴的关系，还要应对朝鲜持续强化的军事威胁。李在明政府的“实用主义”策略在短期内或可缓解部分压力，但从根本上看，若不能推动同盟关系向更加平等、互惠的方向重构，韩国仍难以摆脱“战略附庸”的角色。未来美韩关系的调整成效，将取决于韩国能否在关键议题上构建起更坚定的自主立场，而不仅限于技术层面的妥协与交换。

当地时间8月25日，在美国白宫，韩国总统李在明（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韩联社

对日：历史阴影下的有限合作

李在明政府上任后，一改竞选时对尹锡悦政府“屈辱外交”的批评姿态，转而采取务实策略，试图在历史问题与现实合作间寻求平衡。2025年8月，李在明打破惯例，将日本作为就任后首访国家，与首相石破茂举行会谈并发表17年来首份联合新闻公报，重启“穿梭外交”。双方同意在氢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深化协作，并设立机制应对低生育率、老龄化等共同社会挑战。

然而，历史问题仍是韩日关系中无法回避的“雷点”。尽管石破茂表示将继承包括“金大中-小渊惠三宣言”在内的历届内阁对历史问题的立场，但韩日之间在佐渡矿山追悼会、明治工业遗产中强征劳工遗址展示履约等问题上的争议也在持续发酵。李在明政府虽提出“直面过去”与“面向未来”并行的“双轨外交”，但其操作性和公信力仍受质疑。若不能在这些关键历史问题上提出具有公信力的解决方案，任何形式的“韩日友好”都可能被诟病为牺牲受害者尊严的政治交易。

李在明优先访日，意在通过经济与安全合作强化韩国战略自主性，减轻对美依赖，并借助日本加入CPTPP等区域框架。双方还确认将在朝核问题上紧密协调，但在共同声明中未提及“中国威胁”，显示出韩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谨慎权衡。

尽管此次会谈为韩日关系注入了新动力，但历史心结未解，结构性约束依旧存在。李在明政府的“实用外交”在对日关系中能否真正奏效，仍取决于能否在“可持续管理”历史冲突的同时，推动实质性合作，并赢得国内民意的认可。

对北：“实用外交”难以打破半岛僵局

李在明政府上任后，提出以“南北基本协定”为基础推动和平机制建设，借鉴东西德模式升级1991年《南北基本协议书》，并推出“冻结-缩减-废弃”三阶段无核化方案，试图以务实姿态打开对话空间。

然而，朝鲜反应极其强硬。朝中社多次批评李在明政府的无核化方案是“无核化妄想症”，明确拒绝弃核，并指责李在明将朝鲜称为“贫穷、凶恶”的邻居是对朝“严重侮辱”。这表明，即便韩国试图以分阶段、务实的方式推动无核化，只要其政策前提仍是弃核，就难以获得朝方回应。

半岛局势的复杂性进一步限制了韩国的外交回旋余地。近年来，朝鲜与俄罗斯关系急剧升温，朝鲜在安全和经济领域获得更多外部支持。在此背景下，朝鲜可能认为，相较于其他合作方，与韩国对话并非其当前战略优先选项。尽管李在明总统试图将特朗普塑造为“和平缔造者（peace-maker）”，并将韩国定位发挥辅助作用的“领跑员（pace-maker）”，但仍不能排除朝鲜选择绕过韩国、直接与美国对话的可能性，从而导致韩国在半岛事务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李在明政府虽试图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离散家庭团聚等低政治性议题重启对话，但在朝方已明确将韩国视为“死敌”的背景下，这些务实举措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半岛问题的僵局，根源在于深层次的安全困境与互信缺失，这绝非单纯的“实用外交”所能轻易化解。李在明政府若希望在半岛问题上取得突破，恐需更深刻地理解各方安全关切，展现更大战略智慧，并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推动建立互信，而非仅靠技术性的务实提案。

据朝中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日下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并同他举行会谈。朝中社

对华：“均衡外交”的理想与现实困境

李在明政府重申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定位，并在多个场合强调在中美之间推行“均衡外交”，试图推行一种更具自主性的均衡外交策略。为缓解尹锡悦时期双方的紧张关系，李在明采取了系列务实举措：派遣前国会议长朴炳锡率领特使团访华，传递改善关系的意愿；派遣国会议长禹元植参加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中美领导人共同出席10月底在韩国举办的APEC峰会，展现区域合作中的桥梁角色；并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持续表达对华合作开放的态度。

然而，这一“均衡外交”在结构性制约下面临重重困难。特朗普政府不断施压韩国配合其对华技术封锁和供应链“去风险化”策略，甚至以关税和安保合作作为交换条件，迫使韩国在经济与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与此同时，中韩产业关系正从“互补”走向“竞争”，中国在半导体、电动车、高端造船等韩国传统优势领域迅速崛起，韩国汽车、手机等产品在华市场份额大幅萎缩，以往依靠中国市场拉动增长的“经济靠中国”路径面临挑战。

李在明试图以“不参与、不反对”回应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并在CSIS演讲中坦言“韩国已无法继续奉行‘安美经中’路线”。但其策略本质上仍是一种有限平衡术：既通过千亿美元级投资与能源采购满足美方要求，又通过特使访华和外交喊话维持与中国对话沟通。

当地时间8月25日，在华盛顿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李在明回答CSIS总裁约翰·哈姆雷（John J. Hamre）的提问。 韩联社

中国方面始终强调中韩关系应“不受第三方影响”，并期待韩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对韩合作大门始终敞开，但在关键议题上立场清晰：希望韩国妥善处理涉台、涉海等问题，避免触碰红线。

李在明政府的“实用外交”，本质上是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尝试。然而，当前的国际秩序的高度对抗性，使中小国家的“均衡策略”遭遇空前挑战。

韩国不仅面临中美双重压力，还须应对朝核问题、日韩历史遗留争议、区域安全机制缺失等多重矛盾，其回旋余地日益收窄。若不能明确了断战略优先级、开展更具主动性和原则性的外交行动，仅靠技术性调整与妥协，恐难以真正走出困境。

李在明政府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外交政策仍具可塑性。未来能否以更高明的战略智慧、更清晰的路线设计，在坚持国家主体性的同时拓展真实可行的多元合作，将决定韩国能否在变局中真正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均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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