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华解读刘禹锡的岭南日常：在逆境中寻找诗意的栖居｜文史哲·岭南大讲堂

8月17日，一月一会的《岭南大讲堂》第六期在广东省博物馆报告厅如期举行。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会长、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戴伟华做客岭南大讲堂，以《刘禹锡的岭南日常：从诗文里读懂唐代文人的生活》为主题，带领观众穿越千年，从刘禹锡的岭南诗篇中解码唐代文人的生活艺术与精神世界。

戴伟华教授

2025年《岭南大讲堂》系列讲座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今年将陆续邀请全国文、史、哲领域的知名专家莅临演讲。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现场实录——

一、走进唐代诗歌中的日常书写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刘禹锡的岭南日常：从诗文里读懂唐代文人的生活》。为什么定这一题目？刘禹锡在唐代并非超一流的诗人，也不一定为所有人知晓，讲李白、讲杜甫会不会更好？

事实上，刘禹锡在唐代诗人中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少数亲身到过岭南的诗人，这一经历为其创作增添了独特的地域视角；其二，他的政治参与度在唐代诗坛尤为突出，甚至超过了李白、杜甫等大家。纵观整个唐代，很少有诗人能像刘禹锡和柳宗元这样与政治保持如此紧密的联系。

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唐代“诗豪”刘禹锡的岭南诗篇。当我们谈论唐代诗歌时，往往聚焦于长安的繁华、边塞的苍凉，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诞生于岭南山水间的文字。而刘禹锡在连州的四年，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口——透过他的诗文，我们能看到唐代文人如何在偏远地域安顿身心，如何用笔墨将日常琐碎升华为文化印记，更能触摸到中原与岭南文化交融的温度。

那么，什么是唐代诗歌中的日常书写？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其题材之广、内容之丰，堪称空前。从帝王将相的权谋霸业到贩夫走卒的市井悲欢，从大漠孤烟的壮阔到檐下细雨的缠绵，唐代的诗歌实际上已经走入了千家万户，就像融入了唐代人的肌理一样。而“日常书写”正是其中最动人的一脉：它不追求惊天动地的叙事，却以“润物细无声”的力量，记录着饮食起居、亭台草木、交游唱和，让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在文字中依然鲜活地存在，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而刘禹锡的岭南经历，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位因“永贞革新”失败而屡遭贬谪的诗人，一生辗转多地，但在连州的四年（815～819年），却是他将个人命运与地域文化深度绑定的时期。在这里，他不再是长安朝堂上的失意者，而是连州山水的发现者、诠释者与建构者。他的诗文中，有对亭台瀑布的细致描摹，有对弈棋品茗的闲情记录，有对地方治理的深入思考，更有对贬谪心境的坦诚剖白——这些“日常”，恰恰构成了唐代文人在岭南生活的全景图。

理解刘禹锡的岭南书写，对我们有三重意义：其一，它打破了“岭南蛮荒无文化”的固有印象，让我们看到唐代岭南与中原的文化互动早已深入；其二，它展现了文人在逆境中的生存智慧——如何将政治失意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动力，如何在异乡重建精神家园；其三，它为我们提供了“文学即生活”的生动案例——唐代文人的笔墨从不局限于书斋，而是延伸到政务、交游、自然观察等方方面面，文学就是他们生活的本身。

我们知道刘禹锡的诗歌和文章非常有名，甚至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刘禹锡之所以被后世称为“诗豪”，源于他诗歌中那份不屈的豪迈与豁达。即便身处逆境，他的文字也极少流露消沉之气。比如大家熟知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在传统文人眼中，秋天往往与萧瑟、悲凉绑定，但刘禹锡却高声唱出“秋日胜春朝”，以“一鹤排云”的意象，展现出冲破阴霾的力量。这种精神，在他的《陋室铭》中更为鲜明，该篇所传达出“以德为馨”的坚守，正是他能在岭南逆境中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

戴伟华教授书刘禹锡《秋词》

我个人很喜欢刘禹锡的诗作，他的诗作往往能够给予我们一种昂扬向上的力量，平日我也会抄写他的诗作。今天来了很多小朋友，我想说：吟诵固然重要，但抄写同样不可或缺。许多孩子能够熟练背诵诗歌，却往往忽视了书写的重要性。实际上，抄写不仅能加深记忆，更能帮助我们细细品味诗歌的意境与韵味。

二、从《海阳十咏》到羊城八景

贬到连州的刘禹锡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什么样的日常？历史的记载往往是刻板的，但是诗歌的表达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印证。我研究过刘禹锡的诗篇后，真的很敬佩他，今天会用很多的“第一次”来描述他的贡献，比如连州的瑶族首次在诗人的作品中出现，便是出自刘禹锡之手。

我认为，刘禹锡还构筑了岭南第一人文景观群，这便是组诗《海阳十咏》。在抵达连州后，刘禹锡并未因贬谪而沉沦。他以文人的敏锐，发现了岭南山水的独特之美，并以《海阳十咏》将其定格。

《海阳十咏》的诞生，与连州的海阳湖密切相关。早在刘禹锡到连州的半个多世纪前，诗人元结（元次山）曾代理连州刺史，开凿了海阳湖，奠定了景观基础。但当时的亭台榭宇缺乏系统性的文化命名，刘禹锡到任后，“每疏凿构置，必揣称以标之”，对景观进行整理与命名，并与友人裴侍御唱和，最终形成《海阳十咏》。这组诗包括：《吏隐亭》《切云亭》《玄览亭》《双溪》《棼丝瀑》《飞练瀑》《云英潭》《月窟》《蒙池》《裴溪》，涵盖亭台、溪流、瀑布、深潭、奇境等多种景观形态。

我们可以将这十景分为三类，感受刘禹锡如何用笔墨为岭南山水注入人文灵魂。一为亭台类，其中“吏隐亭”是刘禹锡“吏隐”思想的象征，是文人精神的物化载体；水景类则实现了岭南灵秀的诗意再现；特殊景观类，则应该是一种具有奇幻色彩的特殊景观，可能是因地形或光影效果，在特定时间呈现出独特的景象。以《月窟》为代表，这处景观因月光映照而得名，如月亮栖息的巢穴，带着岭南特有的神秘与浪漫，诗人甚至猜想“恐有蛟龙护”，为其增添奇幻色彩。

同在岭南，韩愈在阳山县也曾为燕喜亭周边景观命名（即“九景”），但《海阳十咏》的地位更为突出：韩愈的九景依附于燕喜亭而存在，而且命名都是承载着儒家的道德符号，很难成为岭南第一景观群；而《海阳十咏》以“十景”为独立主体，形成完整的景观群，紧扣岭南山水的形态，涵盖多种地貌，结构更系统，让景观的“岭南性”一目了然。

同时，《海阳十咏》还实现了文学与自然的融合深度：刘禹锡不仅写景，更将个人心境（如“吏隐”之思、观物之悟）融入其中，让自然景观成为人文精神的外化，实现了“景中有我”的境界。

正因如此，《海阳十咏》是对岭南文化的极大贡献，被视为“岭南第一人文景观群”，是当之无愧的——它不仅是对自然的记录，更是对岭南文化的一次文学建构，让这片土地在唐代文学版图中获得了独特的位置。

刘禹锡以《海阳十咏》建构岭南人文景观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宋代开始，评选“羊城八景”成为广州的文化传统，宋、元、明、清历代相沿，从未间断。2025年发布的“羊城八景”（塔映花城、云山叠翠、越秀风华等），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这种对地方景观进行文化命名与评选的行为，本质上与刘禹锡的《海阳十咏》一脉相承——都是通过文字与评选，赋予自然景观人文意义，使其成为地域文化的符号。从这个角度看，刘禹锡堪称岭南“景观文化”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日常书写，早已超越了个人经历，融入了岭南文化的基因。

三、吏隐亭：贬谪文人的生存智慧

在《海阳十咏》中，《吏隐亭》居首，绝非偶然。这座亭是刘禹锡在岭南的精神地标，承载着他作为贬谪文人的生存智慧。

位于清远连州的吏隐亭 黄江涛 摄

吏隐亭位于海阳湖畔，据刘禹锡《吏隐亭述》记载，这里“入自外门，不知藏山，历级东望，恍非人寰”——门外是尘世政务，门内是山水闲情，恰是“吏”与“隐”的物理分界。

为何要建这样一座亭？刘禹锡的人生经历给出了答案。他既无法像陶渊明那样彻底“归去来兮”，放弃官职；又不愿同流合污，在官场中迷失自我。于是，“吏隐”成为折中之道——身在其职，心在林泉。这种思想并非刘禹锡首创，如王维曾践行“吏隐”，但将其在岭南蛮荒之地发扬光大，并以诗文系统阐释，刘禹锡堪称典范。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刘禹锡从被贬谪的悲愤，渐渐转为释然的心态调整过程。初到连州时，他或许仍有“天涯沦落”之感，但在与山水的对话中，他逐渐找到平衡：处理政务时，他是尽职尽责的刺史；置身亭中时，他是寄情山水的诗人。这种“双重身份”的自如切换，让他在贬谪中找到了精神支点。

刘禹锡在岭南连州的“吏隐”，是对唐代文人传统生存范式的突破性创造。连州在唐代被视为“瘴疠之地”，此前贬谪岭南的文人多陷悲愤，鲜能兼顾“吏”之担当与“隐”之从容。而刘禹锡主动改造环境，凿建吏隐亭作为政务与闲情交汇点，在《海阳十咏》中赋予岭南山水人文灵魂，将“隐”的空间拓展至“蛮荒”之地。与王维等依托中原近郊或城市实现“半官半隐”不同，他在“荒远南蛮之州”的绝地中，搭建起精神与现实的平衡支点，堪称前无古人。

四、岭南第一棋局：中原与岭南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

在连州的日常中，围棋是刘禹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的“岭南第一棋局”，不仅是文人雅趣的记录，更是中原与岭南文化交融的鲜活注脚。

刘禹锡在连州期间，与两位僧人交往密切——长沙的儇师和浩初。其中，儇师擅长围棋，曾专程从长沙绕道连州拜访他，这段经历被写入《观棋歌送儇师西游》，另一僧人浩初，“为诗颇清，而弈棋至第三品”，刘禹锡曾与他“弈于树石间”，在《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中记录了这段雅事。围棋本是中原文化的典型符号，承载着儒家的谋略观与道家的阴阳哲学。而在岭南，围棋却与本土文化产生了奇妙的融合。

首先是中原棋理的传入。儇师、浩初作为僧人，是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将中原成熟的棋艺（如《艺经》所记载的棋理）带入岭南，与刘禹锡对弈，本质是中原文化向岭南的渗透。其次是岭南“仙弈”传说的融入，岭南自古有“仙弈”传统，围棋在岭南常与奇幻色彩绑定。刘禹锡在《蒙池》中就曾将围棋与岭南的仙人传说结合。此外，岭南的地貌常被视为天然棋盘，刘禹锡《观棋歌》暗示自己与友人曾在沙滩上画棋道对弈，将中原棋艺与岭南的自然环境结合。这种融合，让“岭南第一棋局”超越了单纯的游戏范畴，成为文化互动的场域。

我在这称“岭南第一棋局”为“岭南文化史的起点”，原因有三。首先，刘禹锡首次系统记录了岭南棋艺。虽然南越王墓曾出土六博棋文物，但唐代岭南围棋的详细记录，当以刘禹锡诗作为最早，为研究岭南文化史提供了珍贵素材。此外，发生在刘禹锡与友人之间的棋局，见证了岭南和中原的双向文化流动。儇师从长沙到连州，再到长安，形成“中原－岭南－中原”的文化传播路径，体现了岭南和中原文化之间并非单向输入，而是双向互动。同时，刘禹锡将围棋与诗文、山水结合，也为岭南注入了中原文人的雅文化基因，影响了后世岭南文人的生活方式。

2025年8月20日《羊城晚报》A7文史哲版

五、琐碎日常，串联起唐代岭南文人的生活画卷

除了诗文与围棋，刘禹锡在连州的日常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关注民生疾苦，编纂医学著作《传信方》。刘禹锡到任岭南后，目睹连州百姓饱受病痛之苦，深感责任重大。他在《传信方序》中提到，自己向好友薛景晦、柳宗元求教药方，并搜集民间验方，经实践验证后，于元和十三年（818年）编成此书，取“信以传信”之意——只收录确有疗效的方剂。该书共收五十余方，涉及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强调“简便廉验”——药材易寻、方法简单、价格低廉、疗效显著。这让我们看到，唐代文人的“日常”不仅有风花雪月，更有济世情怀。

《传信方》的价值，不仅在于医学实践（它缓解了当地百姓的病痛），更在于文化意义：它是中原文人将中原医学知识与岭南地方经验结合的尝试，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医疗智慧，也为岭南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连州刺史，刘禹锡的日常还少不了政务。而《连州刺史厅壁记》这篇看似枯燥的公文，记录了连州的独特性，成为研究唐代岭南的珍贵文献。

据《连州刺史厅壁记》记载，连州在行政区划上独具特色，天文分野属荆州（中原文化圈），自然地理与岭南（番禺）相连，民风与湖南（长沙）相近。行政隶属上，曾隶属岭南、荆南、湖南三府，最终长期归属湖南观察使，这种“跨界”属性让连州成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缓冲区”。这种“特区”特质，让连州在唐代成为文化交融的前沿，也为刘禹锡这位中原文人提供了相对易适应的环境。

撰写厅壁记是仕宦生涯的日常文化实践。而刘禹锡将巡视辖境、接触百姓、观察风物等行政实践，转化为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特质的文字。这篇公文证明，唐代文人的“文”与“仕”从不割裂，政务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又滋养着文字。

我们跟随刘禹锡的脚步，走过了他在连州的日常：从《海阳十咏》的山水描摹，到吏隐亭的心境调适；从围棋对弈的文化交融，到《传信方》的济世情怀；从《连州刺史厅壁记》的政务记录，到对地方景观传统的开创。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串联起一幅唐代文人在岭南的生活画卷。

不以“隐”逃避政务，编《传信方》解民疾苦，又以观棋、品茗等雅事丰盈精神，刘禹锡的岭南日常，实现了“吏”与“隐”的深度融合，首次在岭南验证了“吏隐”思想的普适性，为后世贬谪文人提供了精神原型。

刘禹锡的岭南书写，其独特性在于：他没有将岭南视为“蛮荒”的对立面，而是以平等的视角发现其美、诠释其义；他没有将贬谪视为人生的终点，而是将其转化为文化创造的起点。在他的笔下，岭南不再是中原文化的“他者”，而是与中原对话的“伙伴”；日常不再是平庸的重复，而是充满创造力的文化实践。

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些书写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明白，文学从来不是远离生活的空中楼阁，而是根植于日常的沃土；文化交融也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体现在每一次对弈、每一首诗、每一次对地方的观察与热爱中。正如刘禹锡在《秋词》中所唱，“晴空一鹤排云上”，真正的文化力量，往往就蕴藏在这些如鹤鸣般清亮的日常书写中，穿越千年，依然能为我们带来启示与力量。

戴伟华教授书刘禹锡《陋室铭》

现场问答

“每个城市都可以有自己的‘陋室’”

听众一：刘禹锡的《陋室铭》是非常有名的名篇，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陋室铭》没有收入到刘禹锡的文集当中，因而不是他所作。您怎么看待这一争议？

戴伟华：我觉得争议是一件好事，但是从我内心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刘禹锡所写的。其实该作品不仅有作者归属的争议，更有“陋室”所在地的考证。曾有地方要我做出鉴定，“陋室”到底在哪？我觉得很为难，但我跟他们这样说：《陋室铭》写得好，可谓天下美文，对我们很多人有着深刻的文化影响。大家重视刘禹锡，重视《陋室铭》，希望把“陋室”建在自己的城市，本身是一件好事。事实上，每个城市都可以造一个“陋室”，来纪念我们伟大的诗人，这体现了后世对古代文人精神气节的传承与致敬。

听众二：刘禹锡在朗州曾借“桃花源”意象抒发出世情怀，而岭南时期更侧重“吏隐”的调和。这是否说明他的思想经历了某种转变？

戴伟华：刘禹锡曾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长达十年。朗州虽然偏远，但尚未进入岭南。在这里，刘禹锡曾深入民间，创作了《竹枝词》等融合地方风情的作品，风格逐渐从悲愤转向豁达。值得一提的是，朗州境内有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因此他写下《游桃源一百韵》等诗，表达“冀无身外忧，自有闲中益”的出世情怀，这为后来他在连州的“吏隐”思想埋下了伏笔。

从后来的贬谪路线看，连州是他所任地方中最偏远的一处。这次贬谪，对刘禹锡而言是沉重打击，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与岭南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心理准备。但他并未沉溺忧郁，而是作了一个选择，让现实和心理达到一个平衡，这也就有了他的“吏隐”观。人必须要经过历练，特别是要经过一种苦难的磨炼才会成长，刘禹锡在连州就得到了个人精神境界的升华，我觉得，他的人生态度对现代人是有启示意义的，是我们要敬仰的一种精神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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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郭子扬

图片：钟振彬 曾育文 刘畅 (除署名外)